如双方同时或先后发现了同一目标，一方想放长线钓大鱼，并不急于收网，而另一方唯恐花落别家，便抢先下手，抓人报功。

在客观上破坏了整个行动，结果造成双方的激烈纠纷；又如在对待顾顺章、张国焘等“有价值”的中共叛徒时，两统也互相挖墙脚，都欲将他们控制在手中为己所用，而不要为对方增光；

更有甚者是双方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，不惜撕破脸皮大打出手，直至公然杀害对方人员，还互相收集对方头面人物的“黑材料”，向蒋介石告发，欲置对手于死地，结果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

在双方头目的个性上，徐恩曾与戴笠脾气极不相同。

徐表面比较内敛儒雅，戴笠则为人霸道，趾高气扬，但两人又都有决不相让的习惯和压倒对方的共性。

中统和军统在他们两人领导下，钩心斗角，明争暗斗的事层出不穷，最后直至闹得互相残杀对方人员，势同水火。特别是在徐恩曾被集中攻击告发而下台的过程中，戴笠的军统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徐恩曾与戴笠之间并非一贯交恶，他们也曾经有过合作。在戴笠的特务组织初创阶段，徐恩曾的“特工总部”曾给予其技术上的支援；

1935年他们又在陈立夫任局长的包括徐恩曾“特工总部”和戴笠“特务处”在内的第一个“军统局”内合作过。

即使在“两统”分立后的1940年，双方还曾合组过“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察大队”；

1946年又联合组成各省市党政军联席会议；1942年还在重庆望龙门成立过“两统”情报交换处。

但这种合作更多是在形式上的，并不能掩盖徐对戴这个“后起之秀”的不服、妒忌和戴对徐的蔑视、敌对的真相。

徐恩曾与戴笠的矛盾是随着他们的合作开始而逐步产生的。

1932年4月1日，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成立，初创时期缺少电讯系统可用，戴就找徐恩曾帮忙，计划在各地建立电台网。

徐答应本系统的各地电台可以为他所用，达成了协议。中统用香港、北平、天津、杭州、济南、南昌、汉口等地的分台，为特务处收发电报。

这本来是一件合作的事，只因一点矛盾，竟演化成为两大组织交恶的开端。

徐恩曾将所部香港分台台长项濂，调回南京香铺营中统特务总台任报务员。

项濂与戴笠是浙江大同乡（项是温州人，戴是江山人），又是黄埔六期的同学，因为香铺营离鸡鹅巷很近，项就常至戴处叙旧。

那时项濂每月的薪津仅三四十元，戴笠许诺每月给他七十元，拉他为特务处工作，比较之下，这是很高的报酬，因为当时戴笠的薪津也不高，每月不足一百元，项濂当然为之心动。

项濂开始偷取中统特务总台的来往电报给戴笠，继而又拉拢中统的电讯特务到军统工作。

这些事很快就为中统特务总台的人员发觉，向徐恩曾密报，徐恩曾非常气愤，下决心要制裁项濂，他派行动员行刺项濂，但没有击中，以后项濂就公开投入了军统，这便是徐、戴二人矛盾之始。

第二件使戴笠与徐恩曾翻脸的事是为了争夺中共叛徒顾顺章。1931年春，中组部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，在汉口逮捕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。

当顾顺章被解到南京时，陈立夫和徐恩曾亲自上艇从轮船上把顾顺章接下来。当时徐恩曾私人秘书钱壮飞，紧急向中共中央报警，使顾顺章供出的上海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大部分领导都安全转移。

但中统也捕到了不少人，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绮园、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。顾顺章在上海为中统“立功”后，深得陈立夫和徐恩曾的宠信，成为特工总部手上破坏革命组织的一张“王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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